习在重庆考察时强调，“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”“建立健全‘大综合一体化’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”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指出，“深化城市建设、运营、治理体制改革，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”。重庆正以深化超大城市“大综合一体化”综合治理改革为抓手，高站位谋划、高水平规划、高标准建设，着力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建设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。
位于江北区的重庆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厅，工作人员在后台运维三级治理中心。记者 张锦辉 摄\视觉重庆
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。以深化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，推动拥有超大规模人口量级的城市现代化，实现途径和推进方式必然具有自身特点，而且任务极具挑战性，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，意义十分重大。这是探索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的客观需要，有利于顺应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和规律，发挥直辖市扁平化管理体制优势，推动城市功能布局优化调整，多层次、多领域、多部门协同解决“大城市病”问题，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从条块分割转向整体协同、从城乡分离转向城乡一体。这是让城乡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的内在要求，有利于落实人民城市理念，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改造，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，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生态环境治理，营造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环境，构建生产发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宜人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。这是顺应信息技术深刻变革的应循之道，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大规模运用优势，助力超大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、平台和应用场景建设，打造数字政府、数字化的经济和数字社会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、智能化。这是提升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坚实支撑，有利于更好统筹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高水平安全，促进城市安全预防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健全完善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，筑牢超大城市治理安全屏障。
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，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，以全新理念推动城市治理要素全方位整合、治理主体全过程参与、治理环节全链条贯通、治理对象全时空覆盖、治理目标全系统集成、治理技术全数字迭代，形成多跨协同、高效智慧的超大城市治理新图景，推动城市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生态文明多维度现代化治理转型。坚持党建统领的核心作用。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。要坚持以党建统领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，充分的发挥党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，把党的领导全面落实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全过程，通过党建引领、协同治理、综合协调，全面激发各方参与城市治理的力量。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。中国式现代化，民生为大。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，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，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市综合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构建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。坚持系统集成的方法路径。超大城市是一个复杂巨系统。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，注重从体制机制层面探索创新，解决交通拥堵、保障安全运行、应对突发事件、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便利服务等超大城市共性问题，将城市宏观战略管理与精细化颗粒度管理相结合，统筹集成城市体征指标、跑道、子系统等数字化要素，贯通数据、平台和各类重大应用，打破城市管理各领域分割运作时的状态，推进执法、事项、监管、监督、平台等“大综合一体化”。坚持城乡融合的内在要求。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，打破一般城市治理只关注城市本体的思维定势，打破城乡物理空间边界和二元结构，更看重以城带乡，以超大城市高效治理带动大农村高质量振兴，让现代都市与大美乡村协同发展、共同繁荣。坚持数字赋能的治理理念。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，更看重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数字孪生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夯实城市治理底座，以数字化改革引领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，建立多跨协同、整体智治的体制机制，塑造支撑智慧城市治理的体系能力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原则。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，坚守韧性安全底线，注重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，更突出超大城市运行风险在日常情况下的高效管控、极端情况下的安全可控。
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，涉及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各方面各领域，要明确目标任务、重点区域和指标设置，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牵引，以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建设为支撑，紧扣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治理效能，因地制宜、点面结合，补短板、扬优势，在更广领域、更深层次开展先行改革探索，奋力打造超大城市宜居智慧治理新样板，加快建成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。
一是着力构建党建统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一体化体制机制。把党的领导有机贯穿到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全过程，健全城市运行和治理委员会指挥调度机制，构建市区（县）高效联动管理体制，充分的发挥党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。深入推动新时代“红岩先锋”变革型组织建设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创新探索“网格治理+组织体系”“网格治理+多元参与”等党建统领城市网格化治理新模式。扎实推进党建统领基层治理，依托“141”基层智治体系建设，推进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到底到边、治理力量到点到位。
二是着力构建城市规建管运维一体化体制机制。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，建立规划编制协同机制，完善国土空间用途一体管制制度，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图统管、重大功能设施一体布局、国土空间用途一体管制、规划实施时序一体协同。强化重大功能设施建设、城市更新提升和城市运营维护管理的通盘谋划、协同推进，建立城市设施运行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，提升城市规建管运维多个环节综合处置能力，建立平时线上线下值守、急时分级联席、战时提级调动机制。
三是着力构建智慧高效治理一体化体制机制。将“大综合一体化”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与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，加快建成贯通实战的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，实现城市管理态势全面感知、趋势智能研判、协同高效处置、调度敏捷响应。搭建智能出行、智慧养老、数字文创、即时零售等新场景，推动数字技术与城市公共服务、绿色宜居、生态治理等深层次地融合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跨区域数字化协同治理，强化跨区域信息共享和业务数据接口标准化，推动一网通办、联合执法、综合监管等业务协同融合运作。
四是着力构建城乡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一体化体制机制。统筹考虑城乡各类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便利化、均衡化建设布局，统筹实施城市更新、乡村建设和生态修复行动，加大城市绿色出行体系、停车综合治理、“水电气讯路桥隧轨”安全运行保障机制等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供给，健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、产业互动融合机制，提高城乡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共享程度。扎实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，打造覆盖城乡的文明实践服务圈，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长效化。
五是着力构建超大城市综合行政执法一体化体制机制。优化配置执法资源，整合执法职责，健全执法协同机制，构建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新格局。动态更新行政执法事项清单，将高频率、高需求、高综合执法事项和多个领域执法事项纳入综合行政执法范围，将多个条线行政执法队伍应统尽统、能统尽统。完善行业主管部门与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协同办案机制，积极推广执法监管“一件事”，实施“综合查一次”组团式执法。搭建“综合行政执法”跑道，打造横向整体协同、纵向三级贯通、全市统一使用的“执法+监督”应用。推动执法队伍整合、执法力量精简和向基层下沉，做大综合执法队伍，做强基层“一支队伍管执法”。
六是着力构建超大城市安全风险管控一体化体制机制。建立完善超大城市安全常态化管控、应急管理体系，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。加强完善超大城市有效应对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救灾、社会治安防控、产业链供应链等重点领域的感知预警、快速应对、决策处置、监督评价、复盘改进、高效恢复体系。建立常态化超大城市体检与预防机制，绘制城市安全风险实时图谱，适时开展城市脆弱性评估。加强完善城市安全共治体系，统筹协同各方力量，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构建城市重大社会舆情预警及处置化解机制，提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领导能力、研判能力和应对能力。
（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，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、院长刘嗣方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